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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比较:谁更加开放?
发布时间:2018-04-07浏览次数:6返回列表

上海拥有“海纳百川”、深度开放的历史传统。浦东大开发以来,上海是“体制内开放”的先锋城市,金融、房地产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上海的领先势头放缓,绕道而行的“体制内开放模式”面临“制度性衰退”的现实威胁。

相比之下,香港的经济开放度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政府实行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贸易中心、服务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凭借“在夹逢中生存”的经验和生存哲学,如何游刃有余地走下去,则是对香港人未来的挑战。

策划/主持:《沪港经济》执行总编 唐晔

嘉宾

李杨:学者,上海资深财经评论员,供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L)

卫裕峰:香港理财专家。以下简称(W)

上海:体制内开放

资源开放、市场开放,是衡量开放程度的两把标尺。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伴随上海重启开放之门。在房地产领域,上海对港资企业敞开怀抱。更为普遍的现象是,排他性扶持政策成了资源开放的“第一推动”,但市场开放与创新活动并未随之而来。由此观之,政府“第一推动”如不及时退出,和自由竞争、资源与市场开放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

对外开放的海派传统

城市开放的实质是什么?

L: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对于经济体而言,资源开放、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市场双向开放。各行业的资源禀赋因要素流动而变化,由此带来行业比较优势,推动形成“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产业格局。资源开放,市场开放,是衡量开放程度的两把标尺。

开放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的产业集中度。如果经常听到官员在说“我们要……”、“我们要……”,那么,这不是—个真正开放的经济体。

在你看来,上海的开放有何传统?

L:一百多年来,上海能够取代老牌城市南京、杭州、宁波,成为“江浙之都”,凭借的是战争、殖民地建设及洋务运动等战略因素,所带来的人力资源、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教科文卫资源、房地产等市场的极高开放度。

在清末、民国时期,上海的公共事务运作依托若干精英机制,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的精英汇聚此地,带来政治思潮碰撞、江浙财团勃兴及文化高度繁荣。可以说,上海拥有深度开放的历史传统,“海纳百川”并非虚言。

白领劳动力潮起潮落

从人力资源开放的视角,上海地位如何?

L:浦东大开发以来,上海是“体制内开放”的先锋城市。简而言之,就是在不触动核心利益格局的战略下积极做增量,优惠政策先行先试,重大项目扎堆,倾全国之力打造改革开放的样板。

上海是不[来自www.Lw5U.com]设防、可以自由出入的城市。政策倾斜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人力资源的集中,特别是白领劳动力出现了扎堆效应。2000年以来,外来常住人口年均增加超过30万。从1980年代后期“孔雀东南飞”带动珠三角高速发展,1990年代之后,转变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经济迅速崛起,重大项目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比如说,上海扶持微电子企业的政策就吸引了一批台资芯片企业技术骨干来沪。没有政府扶持,这个层次的人力资源其实很难流动。

劳动力会继续“海纳百川”吗?

L:人才如水,总是顺势流动。大批中高端白领乃至科技专才、高级经理人、投资人的聚集,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精英荟萃的城市荣光,也推高了上海的房价。总部经济、人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海成为可以向周边地区输出人才、技术的高地。中高端劳动力充沛供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人群的扎堆效应。

人力资源配置的隐患是,由于计生政策,上海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从1993年起户籍人口连续负增长。外来劳动力本可以成为有效补充,但户口制度成了稳定优质人口的拦路虎,已立足的外来家庭也有外流之势。虽然上海允许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读职业高中、中专技校,但这对白领家庭毫无吸引力。简而言之,高级人才继续“海纳百川”是有保障的,但普通白领再也不会“无限量供应”。

港资房地产商卡位

在上海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外来军团来自何方?

L:在房地产领域,上海对港资企业可谓敞开怀抱。

上海本地开发商中,绿地、复地、大华、城开等都有一定知名度。但就品牌形象而言,本地开发商全面落后于港资同行:长江实业、恒基兆业、新鸿基、新世界、恒隆、瑞安、九龙仓、嘉华、嘉里……打开上海地图,你会发现,几乎所有枢纽位置都有港资开发商布局。

港资房地产商为何能够占据优势地位?

L:上海没有排外的资本,其他内地城市更不用说。港资房地产商在上海扮演的是启蒙者、指路人的角色。

内地的土地批租制度源于香港,“面粉比面包贵”的炒作游戏随之而来。开发商的捂盘惜售、囤地居奇,也是如出一辙。上海这个池塘历来欢迎“大鱼!,缺乏资金和经验的内地开发商,比起香港同行显然处于下风。特别是在商业地产领域,港资企业通盘运作写字楼、商铺所展现的管理经验和财务战略,明显超越了把写字楼、商铺当成公寓切碎了赶着卖的内地开发商。“香港模式”是极端路线下的最优选择。既然内地选择了这条路线,那就没有第二个师傅。

“第一推动”VS自由竞争

上海的金融业开放有何特点?

L:众所周知,金融行业扎堆效应与举国体制密切相关。浦东是金融机构“必须入驻”之地,所以浦东金融机构云集。如此历史性的机遇,在其他城市是不可想象的。排他性的政策成了资源开放的“第一推动”,但市场开放与创新活动,并不会随之而来。

上海正在向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挺进,但就原创金融服务而言,仍然缺乏活力。就整个行业来说,政策松一点,会出现一轮引进、学习的动作。政策紧一点,就排队唱“同一首歌”。金融企业说到底就是企业,无法摆脱管理创新、提升组织能力的规律。经济自由度是金融中心的基础。金融企业如果自由意志成问题,创新进取便是无从谈起。

怎样理解“第一推动”与开放的关系?

L:政府排他性的扶持政策,在行业起步阶段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应及时退出。原因是,“第一推动”和自由竞争、资源与市场的开放,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管制、干预降低金融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可能错失改革的窗口期,与开放本意渐行渐远。怎样把握政府扶持与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的平衡,是一个带有普遍陛的课题。

需防“制度性衰退”

在你看来,“体制内开放”是否可持续?

L:上海的领先势头正在放缓。人口流入放缓,商务、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竞争性行业成长乏力,GDP增速在各省区中连续数个统计周期垫底……从“把经济当政治”的视角观之,瓶颈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绕道而行的“体制内开放模式”,正面临“制度性衰退”的威胁。“转型说”也挽救不了那些习惯于被扶持、无心也无力转型的企[来自Www.lw5U.com]业。值得思考的是,整个经济体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如果宏观经济拐点将至,那么开放如上海也无法幸免。好消息是,深化改革与制度突破已成为共识。

在你看来,政府积极介入带来的经济开放能否持久?

L:政府并非凡事不能介入,但如果把市场比作足球联赛的话,赛场欢迎能够给大家提气、办事水到渠成的“恒大俱乐部”,而不是兴奋型、喜欢下场踢球的投资人。

为了维护资源开放、市场开放,并非所有标杆产业都值得用政府行为来干预。官方强力介入有时会影响市场,甚至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10年前中芯国际风头正劲,大家都把高风险的芯片代工厂当成内地微电子业腾飞标志。结果2004年上市后几乎是连年亏损,风雨之后见彩虹,彩虹之后又见风雨。如不反思扶持政策的不足之处,此类学费会年复一年地交下去。

香港:在夹缝中生存

香港的经济开放度一直世界领先,这与香港人一直处于“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进而形成的适者生存的哲学有关。在夹缝中如何继续游刃有余地走下去,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对香港人的一种挑战。

适者生存

香港经济开放度的全球排名长据三甲位置。香港的经济开放度到了甚么程度?

W:香港从1970年代开始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同时政府实行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逐步发展为世界上高度开放的自由经济体,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贸易中心、服务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尤其是金融中心。

1960年到1970年间,荷兰的心理学家吉特·霍夫斯泰德对全球53个地区进行了“不确定性规避”的排名,香港排名“最能忍受不确定性”的第五名。这意味着,香港人在遇到难题时,十分善于打破常规、改变计划以便解决难题。

记得一个很经典的段子是:1970年代,我还是小孩,我的一位叔叔每次跟我见面,都要描述大陆的情况有多恐怖。后来香港要回归了,可想而知他要崩溃了,有意思的是,他竟抓狂到跑回大陆开工厂。后来,他变富翁了。从这个段子你可以看到,香港人为了经济发展,即使面对理念、信仰以及文化有很大差异的环境,都会尽力接受及适应。

香港人那么强大的适应能力是如何产生的呢?

W:这与香港曾经的殖民地身份及缺乏天然资源有很大的关系。香港土地面积小,又缺乏天然资源,从开埠以来一直靠转口贸易发展经济;另外,资源缺乏逼使大部分生活所需必须依赖进口,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抱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人士合作。

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让香港从晚清的政局动荡开始,成为出于不同原因而离乡的人的避难所。这类离乡人因其本身的经历,锻炼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既然选择植根于香港,自然想发展经济,赚取利润,同心合力之下,带动了香港经济起飞。

自1980年代香港取消“抵垒政策”开始,流民避难所的角色结束,香港的人力资源成本也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这种发展对香港的经济开放度是否带来负面影响呢?

W:移民政策在1980年代的改变,恰好迎合了当时香港经济转型的需要。从二次大战后到回归前,香港的经济发展是教科书中从“发展中地区”变化为“已发展地区”的典型案例:战后全球经济复苏,香港大力发展工业,由于地少资源缺,只能向人手密集的轻工业发展。从周边落后地区涌入的大批移民,正好为轻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这时期工业发展的强大后盾。

但长远而言,仅依靠低增值性工业,对整体经济发展是缺乏后劲的。因此商家们运用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本,力求转型追求更远大的发展。适逢这个时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低增值性工业移师大陆发展,香港则顺利将经济发展重心转为工业设计及管理,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到这个阶段,香港需要的不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更多的服务业专才,换句话说,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变为“贵精不贵多”。表面上,香港人力资源成本在1980年代后越来越高,但事实上是物有所值,保障了香港的竞争力。

金融业:国际大赌场

香港多次成功经济转型,最终成为金融中心,香港的经济开放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否介绍一下香港的金融业的开放程度?

W:香港是世界上金融管制最少的地区之一,金融业开放程度高,一是有众多外国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二是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中,外币资产占有很大比重;三是香港在大规模对外进行投资同时,也积极吸引境外投资,四是香港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发展迅速。

内地的金融业对外资仍保持有限度的开放,有人认为开放步伐太快有可能带来太大的不确定性。根据香港金融业高度开放的经验,是否真的存在这些问题?

W:高度开放的金融业,的确为香港带来繁荣,但也为香港市民带来过伤害。金融市场应是进行集资投资的平台,但当涉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时,投资平台就渐渐沦为国际大赌场。香港2011年各样合法博彩总投注额,约1300亿;而证交所本年各种证券和衍生产品成交量,则达18万亿。香港金融史上,每隔10年就发生一起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市场崩盘:1987年,香港推出股指期货交易,遇上“黑色十月”环球崩盘,股指期货成为推倒港股的重要原因之一,股指一周内下跌超过五成; 1997年,国际大鳄借助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对亚洲货币进行狙击战,最终引发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香港不少富人血本无归。

以香港现时已相当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只要是进行正常的集资投资活动,还是相当有秩序和保障的,但要对衍生金融活动进行监督却不太容易——金融衍生产品就好像吸血鬼一样,麻烦之处在于它会七十二变。

说到“吸血鬼”,现在市民经常批评香港存在“地产霸权”,这种近乎垄段的经济发展现状,算不算是香港经济开放度的—个污点?

W:每个社会上都存在“霸权”,我们可以说美国存在“金融霸权”、“民主霸权”,中国大陆则存在“国企霸权”。差别仅在于这些所谓“霸权”到底是持在谁的手中。相较之下,香港所谓的“地产霸权”最健康,也显示出一种经济开放的高度:至少这种霸权是持在透过自然及公平竞争而坐大的民企手中,而不是被特权人士所垄断。

边缘化危机

近期,香港不断出现一些排外事件,这是否显示香港的开放度有一个滑坡的趋势?

W:香港在回归前已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但回归后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呈现“内地化”的趋势:回归15年,香港人的普通话水平大大提升,但与此同时,香港人的英语水准有所下降。你说的“排外”气氛的出现,也许是“内地化”与“国际化”之间某种不兼容性的表现,是香港人担心经济自由开放度受影响的一种反弹,是他们担忧香港会被“边缘化”的一种反映。

“边缘化”现在成了香港媒体上的关键词,能介绍一下吗?

W:香港现时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但文化上与内地融合毕竟只是时间问题,可能性只有两个——香港越来越像内地,或者内地越来越像香港。

无论哪一种可能性,都让港人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如果是“香港越来越像内地”,那就不说了,如果是“内地越来越像香港”,国内大城市例如上海,提高国际化、透明度和规范程度,将法律监管向国际上最好的实践靠拢,香港人会暗自担心,香港的经济是否会被边缘化。

港人这种居安思危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一定是坏事。如能在这种心态下保持警觉,努力将香港的开放度、适应能力及其他优良的价值观继续发扬光大,会成为保障香港经济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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