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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共在西湖会议上接受党内合作的原因
发布时间:2018-04-21浏览次数:282返回列表

[摘要]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用的党内合作形式的利弊,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议。中共中央通过党内合作的决议始于西湖会议,会议前中共对党内合作形式强烈反对,但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究其原因,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盟友,急于促成国共合作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共自身也具有接受国共党内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客观需求。

(关键词] 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999( 2009) 01 - 0116 - 06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距离中共二大召开后仅一个月,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实质上修正了二大提出的国共合作方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决议,使国共合作成为可能。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突飞猛进皆影响深远。西湖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强烈反对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的合作策略之所以出现了大的转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坚持与说服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仅认识到这一因素是远远不够的。直至今日,对于党内合作形式的利弊,学术界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议。因此,深入分析中共接受党内合作提议的原因仍是有必要的。

一、西湖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强烈反对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及基层党员在西湖会议之前基本上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旗帜鲜明地宣称党的纲领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并通过决议,“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眼中,国民党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构成的政党,组织涣散,作风腐败,大而无当,和军阀一样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中,已经没有了号召力。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曾载文抨击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试问南北各派政党,那一派免了鼠窃狗偷,那一派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

1922年初,当马林从广州会见孙中山后返回上海,建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时,遭到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为向第三国际说明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陈独秀于4月6日致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处处长魏经斯基明确陈述了反对的六条理由:

“(一)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大不相同。(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人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借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人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六条理由,反映了全党上下一致反对党内合作的鲜明态度。

6月30日,陈独秀再次致信魏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而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孙中山)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5]。可见此时中共内部对于国民党的评价也不高,更谈不上愿意加入国民党。在中共二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代表再一次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也因中共代表意见分歧没有通过。中共党员和团员普遍认为:第一,共产党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国民党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国民党革命方法上倾向于军事。

甚至直至1922年底,在共产国际召开的四大上,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中他对于国民党仍持批评的态度,指出“大多数国民党员,按其本质来说,都是反动的”,国民党“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企图单纯通过军事达到目的”。陈炯明的叛变,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了”。

在西湖会议上,当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时,同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刚开始讨论时,仍然是多数中央委员坚持反对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张国焘等人在发言中,都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异是同资产阶级的混合,这种组织上的混合与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原则不相符,并且会牵制中共的独立政策的实行。陈独秀也强烈反对马林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

虽然有之前的强烈反对,会上的激烈争论,西湖会议在修正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的基础上,最终还是通过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中共对与国民党的合作策略之所以在西湖会议上出现大的转折,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因素。

二、共产国际赞成国共党内合作

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二大,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东方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被认为不仅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而且其胜利也是世界革命胜利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由于地缘因素,越来越受到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关注。对其而言,在中国寻找可以联合的反帝同盟者,不仅是推动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助于解决苏俄的外交困境,从东方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包围,结束苏俄的外交孤立,并消除苏俄在远东的安全隐患。为此,共产国际、苏俄纷纷派出使者,了解并接触中国有合作可能性的各派政治势力。

1921年6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指导工作。他在来华之前,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报告,大会制定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路线、策略方针,而马林本身有在爪哇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他深知必须在中国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组织统一战线。

1921年底,马林到南方与孙中山当面进行了长谈,会见了南方政府官员,实地考察了国民党。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苏俄的肯定态度,以及国民党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影响,使马林大为振奋,他对孙中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四部分组成,“在党员中可以找到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有的国民党领导人甚至自称社会主义者。国民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即香港海员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国民党的“领导人指导着罢工的全过程”,“同罢工者之间的联系紧密”。而且,马林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会“导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人党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的领导人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占据着广州,有着数十万党员和几万军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已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2年初,马林从广州返上海,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劝中共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建议“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并“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加入国民党”。此建议遭到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在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向远东共和国使团作了汇报,并写成两份书面报告,把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想法,让使团分别转交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俄外交部。

通过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接触,共产国际越来越倾向与国民党结成反帝同盟,而促成国共合作则是结盟的重要一环。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均派代表参加。远东大会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指南,分析了远东各国及中国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要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国内各革命势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会议提出,在殖民地国家内部,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方面,孙中山和国民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由于南方政府具有实力,被视为有成功的希望。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国共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远东民族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重点询问了国共两党能否合作的问题。

而马林在党内合作建议遭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拒绝后,为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回到莫斯科,于1922年7月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一份反映中国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介绍是轻描淡写的,却很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的情况,特别是他在与国民党领导人接触中所感受到的种种亲社会主义倾向,并断言:“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

马林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重视,经过几次讨论,马林的党内合作的建议被共产国际采纳。共产国际随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引者)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的南方代表下达了更加明确的指令,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马林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后,立刻带共产国际的指示在8月初从莫斯科赶回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已经闭幕,对会上作出的同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定,马林斥之为空洞的、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认为不可能得到孙中山的赞同,要求中共中央开会重新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问题。为此,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为期三天的中央特别会议,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展开了讨论。

会上,马林详述了必须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认为是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由于马林的建议不能顺利地通过,他向会议说明,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此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共成立之时,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在建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但中共并没有直接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大”的纲领仅规定了“联合第三国际”,联合的方式是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也就是说,中共和共产国际是一种联合与指导的关系。而1922年的7月,中共二大已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上述21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18)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下级服从上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

另一方面中共能否顺利开展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因为中共主要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共产国际。以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为例,中共中央机关共支出17655元,其中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16655元,(19)也就是说,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占到了94%。陈独秀1922年6月致信魏经斯基,询问“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20),希望得到共产国际资金的支持,反映出中共工作的开展有赖于国际的经费支持。共产国际的代表也经常致信共产国际,要求保障中共的经费,否则工作将无法开展。事实上,马林等早以上级代表、领导者自居,遇事则要预算与报告,几乎每周都要党中央领导人向他们做工作汇报,共产国际也要求其代表应该参加中共中央的每一次会议。

对于这两点,中共的领导人是非常清楚的。陈独秀在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就声明,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尽管大多数的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的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了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21)。可见.马林的努力,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在西湖会议上接受党内合作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三、中共具有接受国共党内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客观需求

在此决议上,共产国际对中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分析建党一年以来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化不难发现:中共接受这一决议有其思想与理论基础,党内合作也是开创新的革命局面所必须采取的策略。在建党之初,中共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看待,对国民党采取的是一种否定、批评的态度。不过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帮助下,通过“一大”后的斗争实践,中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国民党的态度也迅速地进行着调整与转变。

通过1922年初的远东大会,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改变了以往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中共过去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而“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张国焘认为,“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22),从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确立。

回到国内后,张国焘把远东大会的成就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并被中共中央“欣然接纳”(23)。他又和陈独秀做过多次长谈,对政治敏感的陈独秀在此影响下,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24)。“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对列宁所强调的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25)。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借此机会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并研究了国共合作可能的发展。‘26)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李大钊、张太雷、林伯渠等,也倾向赞成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在中共二大上,张国焘传达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于中共制定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利金在1922年5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提到,中共“中央曾几次根据我们的主张作出关于在一些场合必须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27)。陈独秀在1922年6月提交给魏经斯基的报告中,提出将来计划是“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28)。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明确表态,准备主动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合作了。事实上,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已经开始了局部合作,如共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等。

中共对国民党态度变化的另一个因素还基于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沦思考。这一时期在陈独秀的文章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已反映出类似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及“暂时支持国民党”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1920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2。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

二大期间,中共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更明确指出:“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现在“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既然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相当遥远,为避免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孤军奋战,那就必然要和资产阶级携手合作。192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但在未能获得政权以前,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应当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对付封建军阀。在众多党派、政治力量中,哪个党派是可以联合的民主党派?“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32)。在中共二大上,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势力,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理应属于革命的同盟军。

同时,中共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联席会议,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与封建军阀进行斗争。这一主张在I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二大,有了更加完整的表述。中共二大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原则,确立了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即与国民党、国会议员中的左派组成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建立包括工农商学妇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这种合作的方式显然是一种两党对等的党外合作方式。

虽然中共中央作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但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却无法实施。因为之前马林、达林先后向孙中山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建议,均遭到孙中山的严词拒绝。孙中山不愿与中国共产党结成联盟,因为中共此时成立不过一年,党员人数不足200人,又是秘密团体,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不大的一个小党。而国民党党员有数十万之众,且控制着广州根据地。孙中山根本还没有把中共当成一个可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合作的政党来看待。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他曾私下里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

二大召开时,党员和团员一方面对加入国民党非常不满意,但另一方面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会后中共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给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共领导人同时也清楚,这“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36)。此时国共合作的问题实际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领导人已意识到中共二大提出的联合其他党派的方案,基本上没有实施的可能,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采用国民党也能接受的合作形式,所以接受党内合作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此外,加入国民党后是否会影响中共的独立性,以至牵制中共今后工作的开展,也是党内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共产国际二大时就强调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就是必须保持独立性,“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37)。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争论不休时指出,国民党人数虽多,但组织松散。孙中山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举例说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由此推断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而这样较之党外合作,更易于实现联合战线。(38)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与会者对党内合作的顾虑。西湖会议一结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西湖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确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的方式上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第二,共产国际第一次以上级对下级的姿态给中共下达了指令,与会的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并不赞同的情况下,仍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并加以贯彻。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的指令,不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不论是否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认可,基本上都被中共所接受并尽力实施。国共合作也由此打破僵局,中国的革命呈现出崭新的形势。因此,西湖会议在中共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西湖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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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孙中山全集:第8卷(Ml.北京:中华书局,1985.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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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时光等选编.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Ml.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70.

(责任编辑:杨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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