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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 柔顺与炸弹
发布时间:2018-10-21浏览次数:714返回列表

本刊记者彭淑发自北京

他几乎每夜噩梦,梦中仍是“文革”,醒来一身大汗,心脏剧烈跳动。最严重时,他不敢接电话,不敢逛商店。独处也让他难受,他甚至不愿拉开窗帘

“我父亲最不喜欢黑色。”章建在电话那边温情地絮叨。

“冬天,他不得已做了件黑棉袄。夏天他只穿白衬衫,顶多上面有条纹。他这一辈子做人就喜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今年4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封面右上角的照片里,屠岸穿的正是一件白底条纹衬衫。

“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我不敢自称‘诗人’,我觉得自己还缺一点什么。”后记中,他如此谦逊。

她送给我《圣经》,我给她讲革命道理

屠岸原名蒋璧厚。父亲蒋骥早年曾与瞿秋白同学,毕业于东京工业学院,主修土木工程与建筑学,力主科技救国,

“父亲为我起这个名,是寄望我成为一块美玉。这个‘璧’字后来常常被人错写错印成‘壁’,我也不去改正。做一面厚实坚固的墙壁,保家卫国,也不错。”

1983年6月11日,在写给读者JQ的一封信中,屠岸回忆了自己的早年:

那是在1934,1935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每晚,母亲教我读《古文观止》。她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三十遍。我就不能只读二十九遍……

……1938年秋天大病初愈的时候……我开始偷偷地做起诗来……

1942年8月,屠岸遵从父命,从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转入交通大学学习铁道管理。1年半后,因患肺病,中途辍学。

1945年4月,在好友、著名木刻家王麦杆的婚礼上——

新娘子的伴娘是她的妹妹,叫董申生。只有十七岁。婚礼进行时,下午的阳光从教堂彩窗外射进来,照进她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圣洁的光彩。她的睫毛是有生命的。我伴着新郎,她伴着新娘,一起走到牧师前。我被她深深吸引了,不,不仅仅是吸引,是被震撼了。我真是一见钟情。

“屠岸对女性一直倾向于精神上的审美。他的母亲、妻子、诗友,特别是他的初恋。”《屠岸自述》整理者之一李晋西告诉记者。

和申生的初恋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女性的美。外表和内心有时是分离的,有时是统一的,但在申生是统一的。她长得非常漂亮,是一种纯粹的美,真情的美……

有一次,我写了一张条子给她:“我想拥抱你,亲吻你一下。”条子是封在信封里的,散步时我交给她,让她回家看。但第二天见面时我就不敢吻她[来自wwW.Lw5u.com]了。真是一种遗憾,到今年我85岁了,还感到是一种遗憾……

更遗憾的是,申生不愿与他共赴苏北解放区。

她说你要去,我阻止不了。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认识我的时候,送给我《圣经》,我呢,给她讲革命道理,给她看毛泽东著作。她不反共,但对这些也不感兴趣,因为她的父亲在政治斗争中被暗杀,所以她害怕将来跟我结合后,一也会有同样的后果。

纯美的初恋到了那年冬天就结束了。申生最终去了台湾。

初恋的感觉影响了我一生,为什么我感觉到人生是一个美好的存在?人是宇宙间一种美的结晶?跟这场恋爱有关系。

“岂止爱情,我们整个青春都是美丽的!”耄耋之年的女诗人成幼殊回想起早年岁月,掩饰不住激动。

“1945年,屠岸在交大,我在圣约翰大学,我们互不认识。那会儿大家写的都是新诗,新诗是对传统礼教的一种反叛。”

有一天,他们共同的朋友缪鹏问屠岸,我有本《追踪集》,作者是成幼殊,你要不要看看?

屠岸后来才知道,这位优秀的女诗人不仅是报人成舍我的女儿,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追求真善美是屠岸诗歌一以贯之的风格。”成幼殊记忆犹新的,是1943年屠岸在江苏吕城创作的《中元节》、《夜渔》、《八月》等,这些诗篇里有乡村的美,也有民间疾苦。

1945年冬,屠岸与成幼殊、陈鲁直等人成立了“野火诗歌会”。“野火”成员之一章妙英,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她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个儿不高,谈吐不俗,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屠岸一脸温柔。

那段时间是他深深怀念的“盛产期”。

1945年,他与“野火诗歌会”的伙伴们编辑油印诗刊《野火》第一期;他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英国诗人布朗宁、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作;1948年底,翻译并自费出版惠特曼诗集《鼓声》;

1946年3月15日,他第一次用笔名“屠岸”发表作品;

1950年11月,他的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

“我父母特意选择了这年的11月7日举行婚礼。他们新婚非常幸福,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章建说。

抑郁症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公布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展开。组织上开始查我的所谓胡风问题,撤消了我的党小组长职务,停止了我的党组织生活。

1954年屠岸在中国剧协创办的《戏剧报》当编辑。1957年,党中央号召鸣放。他在《戏剧报》发表社论《开放剧目,提倡竞赛》。

很快,“鸣放”转为“反右”,报社不少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屠岸的好友、诗人唐浞被开除公职,由公安部门押送到黑龙江农场劳改。

屠岸开始不安。他的言论比某些右派更严重。1956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婉转的粗暴》,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戏曲不懂行,往往随便否定一次演出,枪毙一个剧目。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我打成右派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没被打成右派。我觉得,那是剧协党组,主要是田汉与伊兵保护我过了关。

“伊兵在‘文革’中受迫害,活活憋死,但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也属积极分子。有人评价伊兵是品质问题。屠老起先没表态。后来他表示,伊兵主要是认识问题。他理解‘文革’中一些人的做法,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李晋西说。

我一直在写检查。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全剧协干部会议上宣布,想不到屠岸有这么多错误。

1958年1月,屠岸下放到河北怀来县土木乡劳动。他陷入极度痛苦和惶恐之中,以致肺病复发。同年5月,他回京再作检查。

有半年时间,我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睡不着觉,吃完安眠药之后才能睡一到两个小时,内心慌乱,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讲话讲着讲着就发愣。

他得了抑郁症。

提及“文革”中逝去的一代知识分子,最令他动容的莫过于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

第一个批示下来,剧协的同志们在西山八大处一处文联休养所学习检查了好几天。检查的重点在田汉,大家和风细雨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毛泽东不满意,要重新来。……当时命令我参加,我把田汉的文章摘录下来,写在卡片上。虽然讲道理,但讲的其实是歪理。1964年的秋天,有一次批判会完了后,田汉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孺子可教也。”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别人批我都是口说无凭,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据,你还认真。”

2001年,屠岸参与《田汉全集》的编辑工作。在写给田汉基金会的一封信中,他忏悔道:“对田老,我是有愧的。……每念及此,我即痛悔惭愧流泪不止。为‘全集’做了些许工作,何能赎我之罪于万一!”

放弃自杀

李晋西不满于《生正逢时》定稿前,书中的“个性”被屠岸及其子女一再删减。

“真正的狠劲埋藏在他的日记中。在那里面,对于某些事某些人,他有鲜明尖锐的观点。他看重人的才华,更看重人的品质。

“他在日记里写道,他跟家人聊及‘文革’中不屈赴死的马正秀、张志新,饱受冤屈、晚年自杀的关露时,不仅深表同情,还流露出激烈的义愤。

“这股愤怒中包含了他对自己软弱的自责。他认为,她们像镜子一样立在他面前,照出自己达不到的高度。”

“按说他在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与诗人牛汉等人相比,不算最厉害,而他患上了抑郁症,还两度想到自杀。”成幼殊提起这段往事,口吻平静。

“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和平里的住宅里,屠岸指给她看自己企图自杀的地方——扇窗子。

“他想在那里上吊。窗棂难以承受人的重量,他失败了。更重要的是,他见到小女儿章燕。那会儿孩子才4岁,当他看到女儿天真无邪的小脸,对他充满依恋的眼神时,他心软了。”成幼殊说。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章燕印象至深的却是,有一回,一帮人来抄家,“他们拉开抽屉。我特别紧张,喊‘爸爸’。他不作声,铁青着脸,一改往日对我的怜爱。我更胆怯了,我叫我妈,她一把把我抱起来。”

母亲参加革命比父亲早。在章燕与哥哥、姐姐心目中,母亲最坚强。若干年后,他们才得知,母亲曾打算与父亲一起,双双自尽。

屠岸对李晋西回忆说,那天夜里,他们夫妇坐在床上讨论结束生命的方式,内心充满了哀伤。

“惟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感情太深挚了!”屠岸一字一顿。

他记得,恋爱时,妻子从没跟他说过“我爱你”,只是说,“我是你的。”

“引爆了—颗炸弹”

“我对屠岸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自述的另一位整理者何启治在电话里直言不讳。

“文革”刚结束,何启治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屠岸已担任社领导,“我把干校里的破家具全带回来,财务科不给我报销。我找屠岸解决,他一副两头为难受气的模样。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不是一位强势的头儿。”何笑着说。

这位不强势的头儿却“引爆了一颗炸弹”。据何启治回忆,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被誉为文艺界的自我解冻。在这种大背景下,1979年1月18日,在人文社党委会上,现代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屠岸提出,应该由社里召集部分小说家座谈,旨在活跃思想,明确方向,推动创作。

座谈会2月6日至13日于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老中青三代作家,济济一堂。中心话题是文学创作与解放思想。

2月9日,屠岸在大会上作了一次认真大胆的发言。他对“文革”公开表示质疑,指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违反组织原则;打倒“走资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系统、各单位“造反派”的“夺权”破坏宪法;“破四旧”导致“四旧”大泛滥……还说自己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适用于一切方面,文学作品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慷慨陈词,一相当激动。

会后,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韦君宜告诉屠岸:有作家说你在会上投了一枚重磅炸弹。

“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屠岸对于当领导没有心理准备。198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和党委书记。

这个“官”不好当,必须小心谨慎,诚惶诚恐以防触雷——政治失误。因政治而惊心,也因政治而违心。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时代已变,体制已更迭,政治依然是一道门槛。

“1985年,我父亲第3次犯抑郁症。”章建、章燕告诉记者。

“单位里人事关系需要他处理,比如评职称,争房子。往往他下班了还不能回家,回到家还有人找他。父亲不懂得拒绝,生怕伤害别人的感情。可他本质上又是个诗人,他被这些事纠缠得心烦意乱,久而久之形成压力,无法排解。

“他几乎每夜噩梦,梦中仍是‘文革’,醒来一身大汗,心脏剧烈跳动。最严重时,他不敢接电话,不敢逛商店。独处也让他难受,他甚至不愿拉开窗帘。”

“唉,诗歌界的人与历史就是这么复杂,布满了血泪。像他这么柔顺的人,还是不能幸免。抑郁症是不流血的流血,跟流血一样痛苦。”老诗人牛汉长叹一声。

1986年8月,屠岸与牛汉接受邀请共赴新疆,度过了两个月“自由自在的时光”。

屠岸对牛汉谈到了自己的病,让牛汉好奇至今的是:“大热天的,我都快光膀子了,他居然还穿着毛衣。到晚上,我一躺下就着,可他连睡觉都不脱衣服。”

“80年代初,他与母亲共同翻译了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章燕表示,父亲长期沉醉于精神世界,生活中的琐事全由母亲承担了。章燕认为父亲在自述里,将初恋描述得光彩照人,有关母亲的回忆则显得逊色。

1998年,章妙英因病逝世。病重时,她找到申生的妹妹,对她说,我死后,把你姐姐与屠岸联结起来。

妙英去世时,我呆坐在椅上。忽而胸中有强烈的冲动,想抱住她恸哭。但,另一种力量使我把自己控制住了……我回到家,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场。

一直到我妻子去世后,我才跟申生恢复通信。她的晚年是在美国度过,一个人在美国南加州的一个养老院里,2005年10月病逝。

她在美国给我的信上说:“世界上还有一个最关心我的人,就是你。”她的信我都留着。我们没有通过电话。

“我已是85岁的老人。在我的头上,有阳光,也有阴霾。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吴祖光写的4个字。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来写下‘生正逢时’。”此时,屠岸的目光平和,温润。

40年前,他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18首译得那么深情,可以说,这恰恰是他对美与真的信念——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文中楷体部分选自《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实习记者旷达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反抗——对话屠岸

本刊记者彭淑发自北京

儒家思想和逆来顺受

人物周刊:据说《生正逢时——屠岸自述》被您删了许多,是否为了笔下留情?

屠岸:也有。比如有位大诗人,我非常敬重他。他的夫人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在书中都写到了。当年他们刚结合不久,诗人就被划为右派。他夫人没有因此而离开他,一直跟着他去了黑龙江、新疆。他住在地窨子里面,无援无助,几度想自杀,如果没有他夫人,他可能就死了,也就没有他晚年的复出与一段辉煌。

我认为这位诗人在婚恋上有些地方做得[来自WwW.lw5u.cOm]不妥当。他的第一个夫人,是他父母给他包办的婚姻。他当时还在监狱里,但他们通信后感情又很好。她后来千里迢迢赶去会见丈夫,中途产子。就在此时他变了,对第一个夫人太绝情了。

还有些观点被删掉了。“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还没具体统计出来,(这样的灾难)带给我们的民族、人民非常大的损害。这里面,主要责任人从没有谴责或反省过自己。

我22岁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光明的灯塔,照耀着我们,我们愿意为人民的幸福,为新中国而奋斗牺牲。关于这点,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反悔过。

现在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十分厉害。牛汉说,中国缺什么?两样东西:一个民圭,一个法制。我们的民主与法制是不健全的。党内的民主,健康的力量怎样发挥作用?这个步伐好像太慢了。

人物周刊:书中的人物,除了田汉让您受到极大的震动,还有谁令您铭记于心,难以忘怀?您是否把他们当作镜子一样观照自己?

屠岸:最使我一想起就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我和我妻子的好朋友,因反对“文革”被处以死刑。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她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我远远不如!

对于田汉,我一直怀有愧疚。他给我的影响比较大。

当年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共事的张颖,对我关怀备至。还有伊兵,他对我也是很好的。在人文社里,韦君宜和严文井对我影响较大。同辈中有牛汉、绿原。对他们都写得不是很充分,因为篇幅限制。还有我妻子的舅舅陈占祥,我也写得很简单,敞开谈可以有很长的篇幅。

我对严文井很感恩。不是因为他提拔我,而是因为他识人。我能够被理解,说明了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我的缺点,他也看得很清楚。

人物周刊:严文井先生曾直言,您软弱了一点,您自己也承认这点。您分析过软弱的原因么?

屠岸:很难说原因是什么。我从小受教于儒家学说。儒家讲仁者爱人,强调“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反抗不是很强调,比较顺从现状。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它的缺点。它就是维护统治,要求稳定,不要乱。不要乱也对,但压抑得太厉害了,应该反抗啊!我受儒家思想影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它带来的弱点就是反抗性较弱,逆来顺受。“文革”中,我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要去反抗。

另外,反抗还要顾及后果,比如家庭、爱人、孩子。有一句话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无傲骨。我觉得我不是没有傲骨,骨头还是硬的。只是硬的程度和牛汉比,差了,他更硬,我比较软弱一些。

人物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软弱性?

屠岸:中国知识分子里有不同表现者,有的非常硬,宁折不弯,比如屈原、司马迁、鲁迅,有的就比较软弱。总体讲中国知识分子有它的软弱性。

鲁迅很硬,我非常佩服他。我年轻时取笔名就想仿效他,以母姓为姓。查字典刚好看到“屠岸”,我母亲姓屠,就用上了。“岸”是我当时反对蒋介石政府,以示“傲岸”之意。

人物周刊:您在书中谈到,“文革”后,您不断向一些人道歉。有人认为,您在精神上过于追求完美?

屠岸:我总觉得做人要有一条道德底线,越过它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是不可思议的。这条底线就是真诚对待人,真诚对待自己,不要做违反自己良心的事情。

人物周刊: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饱经磨难。除了当时的政治运动要对他们的命运负责,他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您怎么看韦君宜的《思痛录》?

屠岸: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大部分德国老百姓是支持他的。后来纳粹失败了,很久以后,年轻人问他们的父辈,说希特勒做坏事,你们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父辈没有话说,他们在反思。

有人,如茅予轼,认为对“文革”,老百姓要负一半的责任。老百姓要负一半责任么?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又太沉重了,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人与他的爪牙“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鲁迅的话我赞同,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

我们要反思,包括我自己,为什么不争。对老百姓,也要分析。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在这点上,韦君宜是值得尊敬的。

人物周刊:您从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政治环境,基本没有创作。这么长时间里.您有过对于民主的思索么?

屠岸:在“文革”中,我曾经不想活了。那个时候想得不多,也许有过,我都忘掉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感觉是受了一种蒙蔽。“文革”时期,西方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当时有人认为是对我们的诬蔑,后来我慢慢感觉有道理。

巴金在《随想录》里讲,在他的批判会上,人家喊“打倒巴金”,他跟着群众一起高呼“打倒巴金”,他说自己是喝了迷魂汤。他讲得对,跟我的感觉相同。那时候只有一个人的思想贯彻全民,把每个人个人的思想都排除掉了,等于喝了迷魂汤。所以那时候没有民主,只有一言堂。

那时候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是一切,民主是虚晃一枪。今天,环境比“文革”时宽松了,但我们的民主与法制依然缺失,或者不健全。无论如何,中国总要走符合普世价值的路。

我的宗教就是诗歌

人物周刊:据与您合作这本书的作者观察,您构建了一个很大的精神世界,长期活在其中?

屠岸:我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涉及到宇宙、人和世界,它用诗歌来体现。我讲过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声音,我的宗教就是诗歌。

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我的抑郁症。我晚上睡不着就背诗,背的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或英国的莎士比亚、济慈的诗篇。我能非常流畅地背下来,一背诗就睡着了,非常灵。这就是一种精神世界。

人物周刊:您还说过诗人不能与政治脱节?

屠岸:我讲的“政治”不是指政策、方针、国家的具体工作计划。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政治”与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命运、前途相关。你作为一个诗人,要关心这个“政治”。过去有一个口号是不妥的——“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我不赞成。

现在存在的问题太多,需要关心: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环境污染,多少河流被污染?工业发展,二氧化碳排放很厉害,还有资源的匮乏。你看,富士康连续12人跳楼,大学生很多猝死,学生们患上网瘾,精神崩溃,体力透支,还有不断发生的矿难,人为的,这些现象太厉害了。中国在经济上变成大国了,但是我们内忧太多。依靠什么来改变?只能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诗人追求高尚、纯净,排斥利欲熏心的“政治”,这是人类追求的根本。但不意味着他应该漠视民间疾苦,躲进自己的象牙塔里去。

人物周刊:您对当今的诗坛满意吗?

屠岸:有一些诗歌主张我不赞成,比如颠覆崇高、颠覆英雄、颠覆传统,甚至颠覆语言,我觉得那是一种短视行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它是当今诗坛的一种危机。

诗歌要变化,要创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真善美,离开它就不叫诗歌,就会成为整个中国新诗在当前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人物周刊:您现在关注哪些诗人的作品?

屠岸:有些老诗人,如成幼殊、灰娃、牛汉、郑敏还在写诗,他们及其他老诗人的诗还是很好。白桦最近出了一本诗集,叫《长歌和短歌》,里面有一首诗叫《从秋瑾到林昭》,太好了,非常深刻。我写过一首《迟到的悼歌》,觉得远不如他。

年轻一些的诗人里面,顾城的一些诗还可以,他的诗不走偏峰,但个人行为走偏峰了。海子的诗很精纯。于坚的诗歌成就不可否定,但有些诗的诗味比较少,我不太喜欢。北岛的诗不是朦胧诗,是政治诗,反击“文革”的,很流行,这种诗应该肯定,他后期的诗我看得不多。舒婷现在不太写诗了,她的诗风格明朗,《致橡树》是好诗,有美的意象,但有点理念化了,有些诗没有理念化,我认为反而更好,像《惠安女子》、《会唱歌的鸢尾花》。杨炼的《诺日朗》也非常优秀,有人把它批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批得毫无道理。

人物周刊:您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诗坛可以与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年代相比?

屠岸:要比的话,恐怕只能跟苏联相比。我没有很细致地把两国的体制联系起来思考。就中国的现象而言,我觉得有相似处,诗人的命运也有相似之处。俄罗斯有好多诗人,原来能写诗的,十月革命后就不能写了,还有一大批流亡到国外。中国倒没有流亡诗人。但是在中国的台湾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苏联时期产生了一批歌颂新政权的诗人.1949年后中国也有,这些歌功颂德的诗能流传下来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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