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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国际仲裁案:中国为何不应诉?
发布时间:2018-02-28浏览次数:11返回列表

中国完全可以质问:《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任择性例外”难道不是对国家“同意”的一种确认吗?如果主权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做出过声明,两权懿仍得不到保障的话,《海洋法公约》的公信力何在?

文,刘丹

2013年1月22日,就南海问题,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一般仲裁”程序,提起了针对中国的国际仲裁。2月13日,中国通过外交途径退回菲律宾的仲裁请求,并表明了中国不接受仲裁的立场。案件后来由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处理。

时隔一年,南海仲裁案风云再起。2014年3月底,在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前,菲律宾向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诉状”。“诉状”分为十章,第一章内容近300页,为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分析,其余九章包含支撑菲律宾主[来自www.lW5U.com]张的文件证明和地图,内容超过3700页。菲律宾雇佣的首席律师是波士顿资深律师Paul S.Reichler,曾代理过国际法院“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海洋划界”案、国际海洋法法庭“孟加拉诉缅甸海洋划界案”等。菲方专家团还包括国际环境法教授Philippe Sands,Alan Boyle等人。就在菲律宾提交“诉状”后不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外交部相继做出表态,核心立场为:第一,中方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菲争端;第二,中方不接受仲裁是行使国际法赋予的权利;第三,提起仲裁不符合中菲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期待。

本文将着重分析“南海国际仲裁案”中国不“应诉”有哪些法律依据,同时也指出,我国虽不“应诉”,但仍需周密考虑程序和实体法律问题,根据仲裁庭《议事规则》赋予的权利,综合运用国际法予以回击和应对。

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的法律依据

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的第一个法律依据是《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时,中国曾做出的“2006年声明”。《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任择性例外”规定,公约成员国可以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将一些争端排除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即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一般仲裁”、“特别仲裁”这四种争端解决机构受理)之外。中国“2006年声明”中,就涉及领海、专属经济[来自www.lw5U.coM]区和大陆架划界、岛礁主权,基于历史的主权诉求等类型的争端,对上述四种争端解决机构“不做选择”。第298条是各国对自己早在海洋法第一次会议以前就拥有的领土和海洋权利不放弃的一种体现。依据第298条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及其可能处理的案件类型做出声明的《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共有56个。这56个国家中,和中国一样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不做选择”的有7个,包括韩国、法国、泰国等。因此,中国完全可以质问:《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任择性例外”难道不是对国家“同意”的一种确认吗?如果主权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做出过声明,而权益仍得不到保障的话,《海洋法公约》的公信力何在?

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的第二个法律依据是:《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一节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阻却性条款”,主要见于第281条和第282条。根据第281条和第282条,争端各方如果已经有协议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包括已通过一般性、区域性或双边协定或以其他方式的协议来谋求解决争端,那么只有在诉诸这种方法而仍未得到解决,以及争端各方间的协议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才可以适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含国际仲裁)。从法律角度看,中、菲等国签署的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行为准则》尚未达成一致)就是第281条第1款“用自行选择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所指的“协议”。在南海问题已有区域性协议解决的情况下,仲裁庭不能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此外,2010年中方向菲方正式提出建立“中菲海上问题定期磋商机制”的建议,菲方表示将进行研究,但迄今也没有答复,因此菲律宾《通告和诉求陈述》声称, “已和中国充分交换意见,中国拒绝回应”,可见并非事实。

除了以上法律依据,就“不接受国际仲裁管辖”这一立场,中国可以提出的其他程序性法律依据还包括:根据《海洋法公约》第295条,菲律宾并未“按照国际法的要求用尽当地救济途径”,就将案件提交仲裁程序,这与“用尽当地救济途径”的规定不符;根据《海洋法公约》第294条和第300条,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存在“滥用法律程序”的嫌疑,没有履行“善意”行使《海洋法公约》权利的义务。

菲方的仲裁事项是否具有“可受理性”

截止2014年4月初,菲“诉状”的详细内容还未公布。从菲律宾外交部2013公布的《通告和诉求陈述》看,菲律宾的诉请涉及的仲裁事项包括: “海洋地貌”及其拥有的海域及权利;南海断续国界线与《海洋法公约》的关联;专属经济区及该区域内外主权权利的行使和实施,以及专属经济区内生物或非生物资源的开采和开发;中国国内法(即海南省地方法规)对他国的影响。+ 首先看南海断续国界线问题。中国早在1948年就已公布南海断续国界线,当时的国际社会甚至都还没有缔结《海洋法公约》,根据“时际法”原则,仲裁庭不能适用《海洋法公约》来解释南海断续国界线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张的南海断续国界线也鲜有外交抗议。就南海断续国界线法律地位,尚缺乏我国官方权威表述,学者学说主要见于“历史性水域说”、 “历史性权利说”、 “海上疆界线说”和“岛屿归属线说”等。 “南海断续国界线”问题可归入《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海洋划界类争端”,或“须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因此菲律宾提出的南海断续国界线问题是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例外,并不在仲裁庭的管辖事项之列。

其次,菲律宾把对“海洋地貌”的仲裁请求包装为《海洋法公约》解释和适用方面的事项,但隐藏不住的仍是该国对岛礁及其周边海域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诉求,这也是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例外,并不是仲裁庭的管辖事项。

此外,就菲律宾提出的专属经济区内外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开采、航行权等问题,我国可以援引《海洋法公约》第297条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限制性规定”予以反击。

中国不“应诉”,但仍需积极应对

我国不“应诉”,但仍需考虑针对“南海国际仲裁案”的程序和实体法律问题,进行多维度应对。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我国应根据《海洋法公约》的程序性条款,加强对“不接受国际仲裁”这一立场从法律层面的论证和论述;还应指出,菲律宾提起的南海国际仲裁不仅滥用法律程序,还违反了“善意”原则。

第二,国际判例表明,当事国如曾缔结“自行选择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的“协议”,或者该“协议”中有排除强制争端解决(含国际仲裁)的规定,仲裁庭倾向于由当事国间已有的协议解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这样的一种“协议”,客观上具有“阻却”仲裁庭仲裁的效果。我国相关部门应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和签署,同时注意在签订的条款中纳入排除强制争端解决的内容。

第三,除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阐明我国“南海断续国界线”的主张之外,针对专属经济区争议与岛礁主权甚至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混合类型的争端,有关部门应召集海洋生物资源法、国际争端解决、条约法领域的国际公法专家进行研讨,系统研究并给予细化的对策建议。

第四,应考虑本案对第三方的影响。一方面,我国应警惕和防止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中寻找“共同利益方”加入仲裁,以及菲律宾和越南“抱团”;另一方面,那些曾通过声明对强制争端解决方式“不做选择”的国家也有权了解,本一案仲裁庭如最终做出“具有管辖权”的裁定,这将意味着任何一个和这些国家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就可以顺利地把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这对于和日本有独岛争端的韩国尤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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