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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贤人”及其他
发布时间:2018-02-28浏览次数:11返回列表

前两天看到《上海文学》2010年第1期上郑涌撰写的《哲思与文心》专栏的第一篇《傅雷仍在震撼、颠倒我们》,由此而想到“圣人”与“贤人”、 “圣人”与“英雄”、 “拯救”与“逍遥”、 “启蒙”与“顺性”等问题。

先说“圣人”, 《说文解字》:“垩,通也。”就是说,圣人是通人。“通人”与我们今天说的“通才”概念似是而非。 “通[来自wwW.lw5u.cOM]人”是从品德角度定义的,而“通才”是从才能角度定义的。

再说到“贤人”。 《说文解字》:“買,多财也。”段玉裁注: “贤本多财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之义,而废其本义矣。”段注明确指出, “贤人”是从才能角度定义的。多才能就能多获得报酬、多来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有价值”,所以,古人用形容多钱的“贤”来称道多才能的人,很恰当。

因此,在古代,通称“圣贤”,其实是指两种人,品德高尚的人与才能杰出的人,圣未必贤,贤未必圣。特称“圣贤”,称某一个人为“圣贤”,就是高度完美的德才兼备的人。

在古代,至少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 “圣人”高于“贤人”,圣人可以做王,做天下(全国)的第一把手,,贤人只能做宰臣。为什么这么定位?因为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形成了成熟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世代相承,相依为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文化,是价值多元、色彩纷呈的过日子的文化。人为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而采取社会化的群居生活,每个人习性不同、喜好不同,会有不同的生活目标,持有不同的价值观,本来很正常,社会空间大得很,搭建价值多元的平台绰绰有余。但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如果彼此争强斗胜,难免会有冲突,就需要有人出来调解、仲裁。这样的社会角色由圣人来担当最合适。他不必具备某方面最杰出的才能,但他一定要办事公正,有信用,信用来自他的品德,先公后私、大公无私,能忍让,肯吃亏(不是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

不过,圣人最高,却非人人能做到的,掌握一门专门的技艺,并非容易,却是人人可以要求自己做到的。就像祥宗里说的“一切放下”,一切拿起未必有人能办到,本来拿在手里的,放下还不容易吗?

然而这样,的理念,到崇力文化话语占据主流位置的今天,不加辨析,现代人已很难既闻其言,即晓其义了。今天,一般人已径认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的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就是功利价值,就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获得了多少。在这样的语境中,圣人和贤人混同,圣人只是更高一等的贤人,贤人是还欠一筹的圣人,都是功利地位的标志。

崇力文化以游牧类型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海盗文化等)为存在基础,是逐资源而生,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既以战争为常态,就崇拜英雄、崇拜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官。 “崇力”之“力”,就是为个人与小团体谋利的能力。崇力的理念,是基于人都天生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个组织由谋利能力强的人来指挥,将指挥官的利益与组织的利益捆在一起,指挥官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把整个组织的利益也带起来了。这种理念没有看到,一旦从应对外部(其他人和组织,如天灾等自然力量)的压力,转向处理内部事务(如财产分配,权限调整等),指挥官转变为执政官,执政官谋求更大利益的动机,和他的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力(要赢得战争的胜利,指挥权不能受约束,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有可能泛滥成灾,使原来的组织在攘外时取得高效和成功的理念,到此时就像显出后劲儿的烈酒,把人醉倒,甚至要了人的命。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背上可以得天下,马背上不能坐天下”的理念,在西方文化中是付之阙如的。其实近代以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涵义的中国人也不多。

以此观点来看,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战国时代很兴旺的墨家在秦汉以后会迅速的衰落。到孟子、庄子的时代,百家争鸣演变成儒墨两家分庭抗礼,天下不是言儒,就是言墨。墨家的势力很大,影响力也很大,这与墨家团体的首领以身作则、摩顶放踵的行为榜样分不开的。从廉洁奉公这一点上说,墨家首领是没得说的。墨家首领也多是贤人,知识渊博,技艺高超,因为墨家经典《墨子》的核心理念就是“尚贤”、“尚同”。墨家的由盛转衰,没有看到是因为战国诸侯对其残酷镇压的结果,应该是自然原因,也就是不适合中国的农耕文化的国情的结果。

从有关墨家的一些文献记录看,墨家团体实行的是类似今天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成批人跟着首领从这里走向那里,官(指挥官)民平等,无贫无富,无贵无贱,但组织纪律严明,这样的组织形式,一上来心情振奋,士气很高,对青年人特别有吸引力。但长此以往,具有定居文化的积淀,以安居乐业为幸福,以离乡背井为痛苦的中国人就不适应了。不适应主要还不在经常的迁徙,而在打破了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组织系统,改为以团体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系统。而在团体里,首领的意志至高无上,每个人都自觉地以首领的意志为意愿。这也与农耕民族各自为主、和睦相处、和光同尘、和而不同的理念相抵触。从墨子开始的墨家首领,在生活方面相当廉洁,甚至到了苦行僧的地步,仅从这方面来说,墨家似乎也是崇德的。但此“德”仅是个人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操守,在古代的概念是属于“义”的。 “取与义”,也就是从交易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这里是用吃苦在前来换得团体成员对自己的尊重与服从。与“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的圣人之“德”还是有相当大的境界差别。

正因为中国上古的农耕社会就形成了注重和谐度的“大同”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老子、孔子、庄子对其进行了总结、阐发,确立了崇德文化的话语,所以,基于崇力文化话语的墨家只能兴盛于一时,终究归于衰亡。汉初打击豪门侠客的措施,固然对墨家的衰亡可能是最后的句号,但其实到秦统一中国之前,墨家团体就已经偃旗息鼓了。在反抗暴秦的斗争中,基本上看不到墨家团体的影子。

但如果墨子有政治野心,把墨家团体建成一个真正的军事组织,那说不定轮不到赢政登场,墨家已经把中国统一了。因为孔、墨在当时都有王者的誉望。但墨家统一中国,墨翟或者他的继承人当了皇帝,那个墨家皇朝也与秦朝一样肯定是短命的。因为农耕文化天生不喜欢专制政治,在先秦时代,只有“国人” (市民)才参与政治, “野人” (农民)是只管纳税,不问政权交叠的。专制政治,直要到崇力文化占据了主流话语地位的几百年、上千年后,才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真命天子” “君命神授”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话语才成为超我的理念。但即使是到了宗法制集权社会最黑暗的明、清两朝,中国的实际政治还是天高皇帝远,广大农村实行的还是家族自治。所以,几千年的帝制一旦被共和制取代,几次复辟、称帝都很快收场,不是因为从西方来的德先生(民主理念)多么厉害,而是中国人从骨子里不喜欢皇帝,当然更不喜欢以皇帝的名义来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只不过被两千多年的帝制与为帝制服务的舆论搞得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到底能要什么。但终结帝制而不是推翻一个皇朝后,中国人立刻明白,中国可以没有皇帝,中国从此不可以再有皇帝了。

辨析墨家理念的“崇力”性质,是要指出,在今天的语境中,容易把身体力行、廉洁奉公认为就是领导干部有德的标志,固然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廉洁奉公,但并非只要身体力行、廉洁奉公就是老孔庄倡导的“崇德文化”的有德。一个明显的事实,信奉崇力文化的不乏身体力行、廉洁奉公者,极端地说,希特勒就很廉洁、很力行,不好女色,以致后人说他是个变性人。

由此而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的教育理念的差别。崇德文化和崇力文化都很重视教育,但教育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崇德文化重视品德教育,崇力文化重视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品德教育不是灌输的,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天性没什么差别,但后天形成的习气却差别很大,所以,教育(教化)就是引导人去发现天性,顺应天性;知识与技能教育是外加的,因为这些知识与技能你本来不具备。品德教育是启发式的,要求你举一反三,自己去领悟、去体会,把别人的教导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知识与技能教育要求条理化,以便于记忆。品德教育是“顺性”的教育,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本性上是平等的,教育者只是比被教育者先一步认识到本性(天性,先天之性),是先觉者,顺[来自www.lw5u.Com]性教育特别强调、始终强调这一点;知识与技能教育是“启蒙”教育,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知识与技能上是不平等的,知识就是力量,教育者有力,被教育者无力,教育者是鲁滨逊,被教育者是礼拜五,启蒙教育是居高临下的教育。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失败,就在运动的积极分子都以教育者自居,新文化运动是从西方引进的启蒙教育运动。这笔账当然不能从“五四”算起,从荀子开始,就把孔子的“顺性”教化变成了“启蒙”的礼教,启蒙教育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以至于一方面把《论语》奉为至高的经典,也有很多读书人在研读《老子》、 《庄子》与佛经,玩味其中之三昧,一方面却不知 “顺性”教化为何物,对“博学而无所成名” (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广泛的教化而没有一定的模式”)不知所云。所以, “五四”的启蒙与从荀子开始的礼教只是教的内容不同,思想方法完全是一样的,都不脱崇力文化的窠臼。

刘小枫写过一本《拯救与逍遥》,谈了两种人生态度,也是两种教育理念。他认为西方的宗教精神是拯救,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东方的宗教精神是逍遥,以庄子为代表。拯救是献身的,逍遥是独善其身的,因此,拯救高于逍遥。这本书在当时影响很大。我读后的感觉是他对西方的基督教救世精神理解很深刻,但对东方的儒释道精神理解不够,但对拯救高于逍遥的价值判断是认同的,只是认为东方的儒释道精神不能用“逍遥”来概括,或者说“逍遥”不尽然是“泯是非”的“独善其身”。当我对儒释道的心谛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才知道拯救是“尊而不亲”, “逍遥”是“亲而不尊”,代表了崇力文化与崇德文化两种不同的宗教观与教育观。我们这代人,结合“文革”的亲身经历想一想,就可以明白,“被教育”的味道不好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傅雷是启蒙教育的身体力行者,也可以说献身于他要启蒙的先进思想与艺术精神。 《傅雷家书》,曾经使我们这代人心驰神往,真羡慕傅聪有这样一位严父、慈父与智慧超群的父亲。但是,我从今天来看,傅雷的教育也充满了危险性。如果傅聪没有音乐的天赋呢?如果傅聪因为太过严格的训练而造成心理恐惧和厌恶呢?傅聪以后的得奖并不能证明他的这种棍棒加填鸭式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只能说是一个侥幸,侥幸喜爱音乐正好是傅聪的天性,他也有足够的毅力与意志力。但如果他的教育法推而广之,让傅雷成为音乐学院院长,甚或是教育部长,他的教育理念有可能造成一场灾难。可能培养出几个尖子,但可能因此毁掉一大批莘莘学子。我不反对培养尖子,但必须以大量莘莘学子做垫脚石吗?所以,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才是“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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