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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大学的开拓者——郭秉文_杂志文章
中国现代大学的开拓者——郭秉文
发布时间:2018-10-16浏览次数:8返回列表

郭秉文(1879-1969),字鸿声,生于上海青浦,著名教育家。清光绪22年(1896年)毕业于上海清心学院;1908年赴美留学,三年后获乌斯特大学理学士学位,即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学位,于1912年获硕士学位;而后继续深造,以《中国教育沿革史》一文,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教育界获得博士学位第一人。留美期间,他曾担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并兼任会刊主编。

1914年8月,原江苏教育司司长江谦受命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遂即延聘留美博士郭秉文担任教务主任,在美“广揽”教席。1915年郭秉文由美回国协助江谦筹建“南高师”;并于1919年9月江谦病退后接任校长职务。1921年10月国立东南大学成立,郭秉文兼任首任校长,至1923年12月,“南高师”并人“东大”。

1925年1月,“东大”发生“易长风波”,被免去校长职务的郭秉文悄然出国,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四届当选副会长。1917年起,他致力倡议美、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并于1924年被推选为中国政府为此而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回国出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并加入银行金融界。抗战胜利后,他担任联合国救济署副署长兼秘书长。1949年后赴台,继续从事教育文化活动。

1969年8月29日逝世,享年90岁。

“小哥伦比亚”

上世纪二十世纪初,“南高师”曾与“北高师”齐名,当时有“南有南高师,北有北高师”之说;“东大”成立后与“北大”比肩,又有“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则“以科学名世”的赞誉,从而使“南高”及后来的“东大”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支柱与标志之一。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成就,与“南高师”筹建期间及办学过程中,郭秉文在“广揽人才”方面的深谋远虑,形成师资力量的明显优势,从而打下雄厚基础直接相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受聘担任“南高师”教务主任的郭秉文赴欧美调查战后教育,他利用考察之便,充分运用自己留学期间担任过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并主编会刊,对留学生一般情形极为熟悉的有利条件,到各大学中了解校中优秀中国学生名单,再经校方介绍去个别接触,有时还会观察实验或旁听教学,从中挖掘、挑选愿意回国担任教职的中国留学生来“南高师”担纲教学。

据记载,1917年夏天,26岁的陶知行在纽约见到了遇到同样毕业于“哥大”师范学院,正以教育委员会主任身份访问母校的“南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他们一拍即合,求贤若渴的郭秉文直接聘请陶知行来“南高师”担任教席。当时,他还曾动员与陶知行同时在“哥大”深造的哲学系中国留学生胡适来“南高师”任教,由于胡适已与蔡元培有约在先,答应前去北大任教,因而未能如愿。

教育家陈鹤琴在回忆自己受邀回国任教时的科

那时候郭秉文先生正到美国,为南京高等师范物色教员。他到纽约,看见了我,约我下学期回国教书。我要求他三年后设法送我回来,他答应了我,我也就答应了他。

上世纪曾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以后又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曾对“南高师”及“东大”的办学成就倍加赞赏,他十分羡慕郭秉文“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北京大学教授梁和钧描述由“南高师”发展而成“东大”的情形:“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商专修科皆极整齐,尤以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

教育专修科是“南高师”和“东大”最具特色的科系,培养教育学教师及学校行政人才。在此之前,“南高师”只设国文、理化两部;1916年和1917年先后增设体育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和农业、商业专修科、英文专修科,培养各科教学师资。1918年春天,时年27岁的陶行知被聘为科主任并兼任教育系主任。

据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高师”和“东大”教育专修科的主要师资:

陶知行(1891-1946,后改名行知;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都市学务总监资格,1917年回国。)

陈鹤琴(1892-1982;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教育学位;1919年回国。)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1919年获勃朗大学哲学博士和教育心理学博士;同年回国。)

郑宗海(1892-1979,又名晓沧;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硕士学位;同年回国。)

徐则陵(1887-1972,又名养秋;1917年至1920年先后在伊黎洛大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获史学硕士;1920年回国。)

程其保(1895-1975,原名深,字稚秋;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孟宪承(1899-1967.1918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深造;1921年回国。)

汪懋祖(1891-1949;1916年赴美留学,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1919年受聘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1920年回国。)

他们大都是由郭秉文直接聘请来校担任教职,都曾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著名大学留学深造的经历,因此当年“南高师”及“东大”教育科(系)被人们称为“小哥伦比亚”。

“东南大学之父”

据记载,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南高师”校务会议上提出议案,在“南高师”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上建立一所国立大学,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9月间郭秉文前往上海联络各方人士,由张謇、蔡元培、王正廷、江谦、袁希涛、沈恩孚、蒋梦麟、穆藕初、黄炎培、郭秉文等十人联署,上书教育部,建议在南京筹建东南大学;同时他还四处奔走,为筹建新学校募款。11月18日,黄炎培、郭秉文致函教育部,商改《东南大学计划书》。不久,教育部回函,同意将“南高师”原有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扩充改归大学;同时,“南高师”各本科“照旧赓续办理,又与先行学校系统不相抵触”。12月7日,国务会议通过,在南京建立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3月28日经教育部指令核准,聘张謇、蔡元培、王正廷、江谦、黄炎培等15位教育界知名人士为国立东南大学校董;另增加郭秉文和任鸿隽为当然董事。8月24日至26日,“东大”与“南高师”同时招生,两校分别招收新生130人和119人。8月27日,郭秉文被正式任命为东南大学校长。

在郭秉文的办学生涯中,东南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是最辉煌的篇章,他也由此被后人称誉为“东南大学之父”,、新建的东南大学设文科、理科、教育科、农科、工科、国文、英文、体育、商科。其中教育科以原“南高师”的教育、体育专修科为基础,由陶知行担任教育科主任,下设心理、教育和体育三系。

有人记述,当初“南高师”改制,易名东南大学时,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原因是“南高师”名气大,既享受公费,毕业后又有较好的就业机会。为了说服这一部分学生,校长郭秉文在学校的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开会,他左手举着“南高师”校长的名片,右手举着“东大”校长的名片高声说道,两校名称虽有不同,而校长、校舍、师资、设备等无差别;毕业资格,按照学分计算。毕业时,或取“东大”文凭,或取“南高师”文凭,由学生自己选择。这场风波终于过去。

在“东大”筹建之初,郭秉文对新学校的校舍和发展前景作了详尽规划。学校本部设在四牌楼原两江师范校址,还在丁家桥以北原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起农科校舍;在北极阁兴建天文气象台;在玄武湖进行鱼类改良和繁殖试验等等。有记载,当时还有在附近各省分设农业试验场的计划。

由于郭秉文的远见卓识与办学思想的开明,“南高师”和“东大”在师资和教学设备、科学研究等方面形成的优势明显,仅用不到10年时间,就将“东大”发展成为国内一流高等教育学府。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聚集了一大批科学家的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最终在“南高师”落脚,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南高师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是中国科学的主要基地”。由于这一批年轻有为科学人才带来了国外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式,“科学教育”在“南高师”和“东大”蔚然成风,学校不仅要求文科学生选修自然科学课程,并将文科与科学实验相结合。如地理系开展野外考察;教育系引入心理测验;工艺科开办校办工场等,注重实验,强调“学以致用”等等。

在文化方面,“南高师”与“东大”一方面盛行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新型教育理念、师资队伍和文化主张,大力倡导科学教育;另一方面,以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骟、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模仿西人,仅得糟粕”,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见解和批判精神等,在校园内得到尊重与包容。在“学衡派”的几位代表人物,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其中胡先骟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他们反对当时全盘西化的学界风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秉持坚守立场。这种格局的形成,体现出郭秉文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办学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应属难能可贵。

1923年12月1日凌晨,“东大”校园内“口字房”因走电失火,木制结构和整座建筑化为灰烬;楼内存放的生物系、物理系的实验设备.连同7万件动植物标本与3万多册图书,包括利玛窦所绘地图等均付之一炬。陶行知为新文字研究所搜集的材料和亲手用万国音标标记的桑戴克字表损失殆尽。当时在火场外目睹这场惨景的师生,有的捶胸顿足,有的伤心落泪,有的更是嚎啕大哭。生物学家秉志教授闻讯后竞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火灾发生不久,校长郭秉文赶来,他走上一处高坡,沉稳地对大家说道:“各回寝室休息,明日照常上课!”

“新教育”的先驱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科学与民主为重要特征的新教育运动兴起,蔡元培、黄炎培、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是这场运动的领袖和擎旗者,在国内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

1919年4月30日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到访中国,郭秉文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是主要的发起人;杜威曾在“南高师”发表过多次演讲;郭秉文曾派出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等多名“哥大”毕业生作为杜威的助手和翻译。此后,他曾与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一道发起邀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考察教育;在此期间,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先后来“南高师”发表演讲。

1919年12月l7日,“南高师”教务主任陶行知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方法案》,首倡“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合校”,当时外界对此议论纷纷,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却得到校长郭秉文和刘伯明、陆志韦、杨杏佛等教授支持,并于1920年夏天正式招收女生,此举在社会上和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冲破封建礼教在大学的禁区,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河。

“南高师”的又一创举,面向社会,首开全国暑期学校。在郭秉文的支持下,陶行知倡导并组织暑期学校的开办,立志“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自1920年夏天至1923年,“南高师”共举办四期暑期学校,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8省市的大、中、小学教育及教育行政人员,计3800多人参加。1921年由陈鹤琴、廖世承合著《智力测验法》一书,郭秉文亲撰序言,大力倡导教育科学化。

上世纪初,职业教育思想和平民教育思想迅速传播,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新教育运动迅速开展起来,郭秉文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富有开创性的代表人物。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逝世时,中大校友献上了一副挽联:“巍巍钟山,万人空仰芳惠在;浩浩江水,千古长留教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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