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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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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经验及启示_杂志文章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发布时间:2018-09-19浏览次数:10返回列表

郑淑芬, 宋 鹏

(哈尔滨工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但文化领导权并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而是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每时每刻都在争夺的对象。对于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并且牢固地确立文化领导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我们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优良传统,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6-0029-04

20世纪20年代前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反思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文化领导权与通常意义上的“专政”或“统治”有所不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领导权都要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来维持(此可谓“以力服人”),但其文化上的领导权,即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却只能来自被领导者的自愿自觉的认可和赞同(此可谓“以理服人”)。国家机器只能为文化领导权提供必要条件却无法保证其充分条件。文化领导权不是“统治”或“强制”,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实。因此,文化领导权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

所以,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任何社会集团要想获得和维护其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就必须首先占有文化领导权。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谁就掌握了对人们的价值、理想、信念的引导权;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谁就掌握了对人们实践认识活动的规范权,为人们的行为设置目标,融通人们的行为方式,调控人们的行为过程。但是,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它自身具有一种稳定性、持续性,是一种无法脱离历史而存在的精神记忆。它无法像政治经济形态那样在短时期内发生骤然的变化,也没有办法通过人为的努力进行速成式的调整,它是整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选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所说:“与法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这说明,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已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而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通过两个“转译”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此塑造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共识

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语言和情调“转译”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要求。 首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此基础上,“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创造出既适应大众需要又能提高大众素质的文化作品,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

中共农民运动的先驱者澎湃很好地做到了两个“转译”。澎湃在农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坚信农民的革命性,相信农民是可以团结起来的。他同农民交朋友,和农民打成一片,关心农民的疾苦,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他从农民的觉悟程度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走到田间地头,向农民宣讲。为了提高农民听演讲宣传的兴趣,他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译成通俗语言,并结合自己家庭的事实来教育农民;另一方面,他根据农民文化程度低、喜爱文娱活动的特点,改进了演讲办法,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生动的文艺活动之中。当时,农民对留声机能唱歌感到很新奇,他就买了一台留声机,他对农民说,你们想听留声机唱歌唱戏,我一分钱不收,只希望你们听我几分钟的演讲。这样一来,只要听说澎湃带着留声机来演讲,周围的农民特别是青少年就一窝蜂地拥上来。有的人开始是来听留声机唱歌的,可时间长了,兴趣就逐渐转到听澎湃的演讲上来了。澎湃结合当地大土豪劣绅压迫农民的悲惨历史讲解农民翻身闹革命的意义,许多贫苦农民渐渐觉醒了。

中国共产党把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革命时期,革命文化反映社会大众的斗争实践,“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3],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4]。

2.通过论战和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掌握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否定,反证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正确,这一过程体现为激烈的文化论争过程。民国年间的三大“论战”,即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即所谓的“科玄论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之间的论战,本质上是不同精英集团在中国现代化道路设计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争鸣,同时又是政治精英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

与国共两党直接的国体和政体竞争方式不同,文化领域的冲突并不直接涉及权力的制度性,而主要关注于政治背后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精神,即政治正当性的获取。“三大论战”的过程即是“高层意识形态”渗透和改造“基层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精英集团对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新塑造。通过这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完成了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掌握。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来实现对市民社会的引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文化舆论阵地。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借助于“左联”这一阵地,在国统区的文化宣传和文化动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雪林当年的一番话证明了左翼文学在1930年代文坛的影响:“近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5]可见当时“左联”在宣传共产主义、掌握市民社会文化主导权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3.通过调动大众参与的积极性、满足大众需要来获得大众的同意、认同

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不是统治阶级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而是一个在从属阶级积极参与过程中不断获取他们同意、认同的过程,包括对社会政治制度或秩序等某些重要领域的认可,是被群众自觉信奉与服从的。具体来说,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是以广大民众“自愿的”同意为前提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其前仆后继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正是这样一个口号,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获得了政治正当性。据老红军赖毅回忆:“只要我们把红旗一举,后面就汇成一条人的洪流,男女老幼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6]

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1947年,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又一次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广大民众利益,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长期的基层斗争而获得政权的,“我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用小米喂大的,新中国的主人,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在井冈山、延安和太行山用稀薄的乳汁喂养了我们党的最贫困的劳苦大众[7]。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8]

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深入基层,了解大众的疾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出大众的需要,身先士卒带领大众开创美好的未来,从而获得大众的深切认同,并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4.通过言说历史的间接方式来唤醒大众的民族意识,奠定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维系、协调、凝聚民族成员间的精神纽带,它被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地炎黄子孙所认同和接受,是大众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在民族主义激荡的年代,民族主义的内容很容易地与政治目标融合在一起。

人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会将记忆回转到遥远的过去,对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新加以认识,并以移情方式获得某种心灵的共鸣”[9]。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策划下,郭沫若创造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演出大获成功。这一作品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针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的政治现实,“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10],利用屈原对楚怀王绝齐亲秦,甘心投降的谴责,深刻揭露蒋介石顽固派集团黑暗昏庸、投降卖国和迫害抗日志士的反动行为,迎合了当时市民社会中救亡御侮的民族情绪,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动员功能。

由此可见,《屈原》所反映的生活,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郭沫若借屈原的悲剧,展示了一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爱国与卖国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起到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屈原》的创作与演出,得到过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这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爱国主题的历史剧,犹如振聋发聩的雷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大众而言,为什么需要通过言说历史的间接方式而非直接告知的方式来传达民族主义的话语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大众所具有的教育与文化水平还不足以以单纯用语言或文字的形式达成对民族危亡的广泛而深刻的理解,而话剧《屈原》的故事却通过民间社会的口述传统以历史记忆的形式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因而,借大众文化传媒以言说历史,就可以达到跨越不同社会阶层唤起民族共鸣的目的。1942年4月,《屈原》在重庆连续演出22场,“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溶成一片。”重庆的报纸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一曲戏能达到“万人空巷”,“引起强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11]在抗日战争时期,话剧《屈原》的公演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叙事谋略”,通过言说历史的间接方式以达到唤醒大众民族意识的目的,奠定了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文化领导权并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而是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每时每刻都在争夺的对象。对于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并且牢固地确立文化领导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实践经验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在于:

1.抓住核心问题

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要保证党应该并且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同,这是关系到党的政治合法性和党的领导地位的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巩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方面要构筑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它不仅要代表最广大民众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寄托,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而且要代表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始终对变化着的现实有着适应性和前瞻性的阐释,富有灵活性。另一方面,必须创新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方式方法,通过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最大限度地获取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2.把握关键因素

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过程中,葛兰西强调大众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同意与支持,这不仅仅依靠外在的宣传,更多的是借助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优越性的展现这一内生性的因素来实现的。在我国现阶段,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必须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内生性的因素做起。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只有在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下,才能使大众切身体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认同、支持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3.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新闻宣传工作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每一次历史性的跨越,都是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先导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之光点燃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开创了近代欧洲的文明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划时代开端。历史告诉我们,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需要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需要经济的长久繁荣,还需要政治和文化的巨大进步;不仅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还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素质上的共同提高。事实不断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必然去占领。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强化阵地意识,增强自觉性。新闻、出版、教学与文化单位,都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务必做到“守土有责”,绝不允许宣扬反马克思主义和与党的方针政策相左的观点,绝不能给错误言论提供传播阵地。只有坚持抵制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可乘之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牢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3][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856,848.

[5] 苏雪林.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33.

[6] 打土豪分田地[EB/OL].中共党史资料博物馆网站,http://history.nju.edu.cn/dsbwg/show.php?id=1266&catid=92.

[7][8] 胡鞍钢等.人间正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20.

[9] Yosel Hayim Yerushalmi,Zakhor:Jewishi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2:113.

[10] 郭沫若.序史剧〈屈原〉俄文译本[N].人民日报,1952-05-28.

[11] 白杨.敬爱的郭老,深切悼念您[M].北京:三联书店,1979:251.

[12] 茅盾.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五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665.

[责任编辑:庞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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