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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对接大市场,合作经济再兴起
发布时间:2018-03-13浏览次数:8返回列表

  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并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而是与市场经济相融合。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摄影/刘源隆

  2017年7月29日—30日,首届弘农论坛暨爱故乡沙龙在河南省灵宝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北京爱故乡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河南灵宝弘农书院、河南爱故乡工作站承办。会议主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统文化与乡村组织”,旨在形成当代中国爱故乡乃至乡村建设的经验探讨与学术研究,豫陕晋黄河金三角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保育与弘扬,以及中国乡村组织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这次活动中,《小康》记者走访了灵宝市多个村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都是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何慧丽教授引导帮助下,农民自发组织建立的,令人惊喜的是,这些合作社展现了极为旺盛的生命力。灵宝市阜祺农业合作社刚刚成立,目前只有6户村民入社,但是他们制作的纯手工柿子醋经过专业人员现代化的包装设计,已经开始在不同渠道进行销售;在灵宝市春雨果蔬专业合作社,青皮核桃、葡萄酒、蜂蜜、蜜桃、瓜子、手工布鞋、彩绸衣服等产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中国乡建院倡导的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乡村综合发展先进理念已经开花结果,发展社员254户,资金总量285万元,借出资金237万元,互助部纯利润57万余元。

  只有合作才有力量

  2003年,何慧丽在兰考挂职副县长,在那里,她发起合作社运动,希望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对接市场。何慧丽开始在兰考搞农村合作社,是在《合作社法》出台两年前。在她看来,工业化和西方化救不了中国凋敝的农村。必须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因为农民所做的事,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农民不合作,在经济社会中会遇到很大的风险,他们会有无力感、不安全感。”

  2013年她辞去开封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职务回到灵宝老家,这是何慧丽乡建试验再出发的新平台。从豫东转战豫西,她说这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延续了她在开封十年的乡建试验。何慧丽始终坚信,农民只有合作起来才有力量,才能避免被市场边缘化。

  但这次,何慧丽的做法有了改变——“我找到了传统文化这个根”。2013年4月12日,灵宝罗家村弘农书院在废弃的村小学挂牌成立。在何慧丽看来,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协助农民综合合作、促进城乡良性互动是最终目标,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是落脚点。

  “一个人对父母、对配偶、对儿女不够好,家庭不和谐,其他都是奢望。”何慧丽说,生态农业、城乡合作首先就是个良心活儿,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不会去搞生态种植,同样,一个品行不高的城市人也不会去体谅农民劳作的辛苦。她将弘农书院的口号定为“尊道贵德、和合生态”,希望在具体的生活和生产中凝聚全社会正能量,实现乡土家园复兴梦想。

  当地以乡村文化组织——弘农书院为载体,形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信的“道义流通”机制。弘农书院通过多期道德讲堂培训及义工老师们身体力行,形成了外来者与村民、村民邻里之间讲道修睦的亲善关系。

  接着,以书院为平台,商家们与当地果农签订诚信协议。生产者明白,苹果生产过程是采用生态技术对环境、消费者负责的过程;消费者则以走访、与生产者互通信息等方式,了解农产品的真实生产过程以及农民之艰辛,明白了产品价格对于自然环境修复、城乡社会公平的关键作用。

  于是形成了不同于往常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即农民生产者要价适中甚至偏低,市民消费者却不断抬价高出很多,所有参与者一同自觉践行道义责任并彼此感恩互助。最后的苹果流通价格,使生产者实现了“以消费者心安、健康为本”,消费者践行了“以生产者得到尊重和关爱为本”。此之谓“道义流通”。

  从2013年8家发展下来,平均每年参与的生态农户20余家,流通生态苹果10万公斤,每公斤价格比市场高1—2元,每户年均收益3000元以上。三年来,从事绿色生产的农户逐渐增多,培育了多种生态种养小组,当地生态环境也得到大幅改善;参与的消费者群体也逐渐增多。罗家村“道义流通”经验,已在河北、吉林、云南、江苏、广东等地农村蓬勃兴起。

  “我们做的还是文化启蒙、消费启蒙的工作,如果能够通过农民合作自助和城乡互助发展的方式,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实效的乡村建设路径,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事业。”何慧丽说,这样的乡村建设与城乡关系建设不污染环境、不让人身心俱损,失序的村庄会重建、失去的乡愁会再回来。

  这些年来何慧丽一直在乡村摸索,“对我来说,有经验、有教训,我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改变过程,即从行动的技术层次,到制度创新和政策体制扶持层次,再到弘扬传统加强文化道德修养的层次”。

  她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说,一个安全的、透明的农业经营制度创新,若要成为一个普遍性事实,不只需要政策层次、制度层次,更需要道德文化层次的转型相配套。这也是她在参与实践时得到的启发。

  弘农书院的“道义流通”模式就是从人文关怀上入手,书院承诺对有机农田保收,并向农民推广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收获后和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实现“苹果道义收购—处理—道义卖出”过程。

  学会与市场对接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红火其实不只是在灵宝,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一些村社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也已出现了成功案例。

  2015年,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曾撰文提出:当下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难的时候。在他看来,在农村改革方面,存在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前三十多年做过的探索,当下看是正确的,也不能肯定;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做过的,当下看是错误的,也不能否定。“譬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寨模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不能肯定;而小岗模式在1985年后就成为了落后的代表,实践已经证明了,但却不能否定。”

  然而,就在贵州安顺市乐平镇一个山村——塘约村,已悄然为新时期农村改革树立了可供推广的典范模式。

  2014年的一场洪水让塘约村这个省级二类贫困村雪上加霜。穷则思变,在上级党委支持下,村支部成立“村社一体”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为了实现村社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塘约村将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和农村集体财产权等“七权”进行精准确权,实现产权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分离。按照“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发展思路,探索“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村社形成了土地储备、利益共享、风险保障、金融支撑的体系。全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短短两年时间,就跃入小康村行列,家家推老屋盖新楼。2016年,村集体及合作社分红近202.45万元,农户分红90.89万元,村集体经济突破200万元。

  不只是塘约,江苏省的华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庄、湖北省的官桥村、深圳的南岭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陕西省的阳山庄、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营街、天津市的西双塘村等,这些全国闻名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会和谐的村,都是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甚至是万户农民摁血手印,坚决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

  今年3月9日,在全国两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塘约道路》,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还是不简单,还是要发扬。要发现这种典型,然后鼓励这种典型。”

  中央党校创新工程农村改革项目组首席专家、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早在《塘约道路》出版之前,就去塘约考察过,后来又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他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若说根本原因,是《塘约道路》作者王宏甲借报告塘约的沧桑巨变,提出了早就该提出来的农村道路问题——我们共产党是领导农民走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还是把已有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改垮了,回到单纯的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路上去?塘约2014年受灾前后的鲜明对比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塘约这几年的变化说明,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并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而是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塘约村的成功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徐祥临表示,农村改革近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能回避的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不同侧面进行考察,也存在大量问题,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比如,农村的土地资源名义上都归集体所有,可很多集体是空的,这是为什么?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宝贵,农村很多土地却处于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状态,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可是很显然,从小岗村以‘分’为特征的老典型中找不到办法,而塘约在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方向上却找到了出路。”

  徐祥临说,塘约村遭遇大洪水之前,村民的生活是勉强度日,如果仍然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不思改革,继续“勉强度日”,那就是封闭僵化。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土地撂荒严重,集体经济空壳,党组织能够有所作为却不作为,这不是封闭僵化是什么?“塘约的做法正好给其他农村树立了一个样板。”

  “三位一体”惠三农

  然而塘约在农民合作金融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徐祥临曾向塘约村支书左文学建议:“你们把土地用活了,金融还没有用活。在你们村里也要把资金集中起来,贷给本村的农民,利差归在村里,就不会被金融机构赚走了。”

  徐祥临的建议正是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2月5日公开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这一文件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14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抓手。

  徐祥临表示:“所谓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指通过‘合作’这样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农业生产、生产资料购买与农产品销售以及必然涉及的金融、保险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周到的社会化服务,而且,这些不同侧面的服务是融合到一个农民合作社体系之中的。或者说,有一个农民合作社体系,能够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作为一个农村改革发展的概念,“三位一体”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是在2017年,但作为农村改革与发展举措,却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最早开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农村改革试验的地方是浙江省瑞安市,发生在2005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正是习近平同志。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这一创新性改革举措深受农民欢迎之后,立即给予大力支持。

  到中央工作以来,习近平同志依然在关注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并且以推动供销合作社系统深化改革为突破口,提出了构建全国性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的顶层设计理念。

  2014年7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六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供销合作社“努力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来自wWw.lw5u.com]服务平台”。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1号文件,专题部署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徐祥临表示,“这个文件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文件,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方案,要求供销合作社办成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社体系,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徐祥临告诉记者,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建立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户成为农业农村的经营主体。但一直解决不了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即便是1990年代初期形成的农业产业化经验和2007年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都没有解决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问题,买难、卖难、贷款难等问题一直存在。

  不过,他对三位一体综合合作非常有信心,“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全面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27年前,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把小农从公社里解放出来,解决温饱问题,但这只是过渡阶段;第二步,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还得把小农组织起来,搞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这叫‘二次飞跃’。”

  “邓小平同志不仅把握了历史大趋势,而且制定了阶段性的大策略。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如今农村社会的衰败,不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农业与农村改革成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徐祥临和何慧丽都向记者表示,“农村改革该走哪种道路?我们就站在一个历史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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