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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忠东刘伟:“国进民退”再析
发布时间:2018-11-15浏览次数:16返回列表

单忠东 刘伟

摘要:本文以时下热议的“国进民退”现象为讨论的焦点,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论述:究竟是否存在“国进民退”?应该从怎样的角度认识“国进民退”?“国进民退”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认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此消彼长并不是“国进民退”的实质,“国进民退”的真正症结在于市场化改革的受阻。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警惕政府部门以“管制”和“救市”的名义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才是真正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国进民退;融资难;玻璃门;垄断

中图分类号:F279

到底有没有发生“国进民退”?2010年“两会”前夕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政协发言人以数字为例,对这个疑问做出了官方的回应:2009年,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8.7%,国有企业只增加6.9%;私营企业的总资产增长20.1%,国有企业只增加14%;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了17.4%,国有企业则下降了4.5%。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也在某次公开场合表示,从2005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单位数量占全部企业总数的比重、利润总额、税金总额等指标,没有一年是上升的。因此,从统计数据来看,“国进民退”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

从上述数据细作推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国有企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有所减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总体的覆盖面缩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进民退”是不成立的。

(2)私营企业的效率高,贡献大;国有企业在纳税、吸纳就业方面的贡献不如私营企业。

但是,另外一组数据却颇令人回味:

(1)在2008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只有98家是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其余大多数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位列前茅的企业,几乎全部是来自石油石化、电信电力、银行保险等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

(2) 2009年,民营企业的数量虽然增加了(超过740万户),注册资本同比增长24%,但这个增速却是1992年以来最低的。很多民营企业把投资转向资产领域,甚至转而在海外置业,在国内的投资积极性在下降。

这表明,国有经济的总量减少了,影响力和控制力却在增强;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凭借垄断地位攫取的利润,也令民营企业望洋兴叹。

观察至此,当人们从数量上去判断“国进民退”时,显然忽视了这一争论背后所掩盖的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国进民退”存在与否并不重要,而是民营经济发展受阻的实质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讨论是否“国进民退”是肤浅的,探讨其背后隐藏的市场化改革的路障,才是最迫切的问题。

一、国企的垄断地位

应该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绕不开的选择。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有经济发展的行业和领域被控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应该说,在此原则指导下的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有退有进”,为民营经济释放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但是到了2006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提出,国有资本要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所谓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十五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自然垄断行业”被替换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况且,应该如何理解和界定“重要的”?可以说,2006年的《指导意见》不仅大大扩充了国有企业的“势力范围”,而且为行政垄断埋下了隐患。 这一隐患,在2009年得到了最为集中的爆发,在国家4万亿元投资的巨额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刺激下,国有企业以其占据的“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为起点和根据地,迅速将触角伸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这也是为什么在2009年,“国进民退”的说法一再冲击着人们的视野。航空、钢铁和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暂且不言,因为那原本就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领域,但在一些新兴的行业,或者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的行业,也出现了“国迸民退”,就不能不让人费解了:国投华靖电力控股有限公司以“跳楼价”获得敦煌太阳能电站项目,活跃着众多民企的太行能行业,闯入了一个国有企业的巨大阴影;在民企的竞争都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手机零售领域,央企中邮器材下属公司中邮普泰却跃跃欲试,并有意兼并迪信通、中复电讯等民企的行业老大;此外,五大发电集团进入风机制造、太阳能电池制造等新兴领域,中粮集团意欲制造“全产业链”等,都表明国有企业已经不满足于原来的“自然垄断行业”甚至“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领域。凭借雄厚的国家背景与民争利,就是这一轮“国进民退”的重要表现。 垄断地位的加强必然带来巨额的垄断利润。许多国有企业并非是市场中的佼佼者,但却凭借垄断地位攫取了高额垄断利润,如在电力和铁路等行业,其运行效率大有提升的空间,但仅凭垄断地位,便能获取足够多的利润。

二、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如果是遵循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的结果,那么“国迸民退”并无不妥,但是,“国进民退”后面实际上隐含了深刻的不平等。

就市场准入而言,真正明文规定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其实很少。但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所形成的“玻璃门”,只能让许多民营企业望洋兴叹;即使能实现“非禁即入”,民营企业靠什么去和国有企业竞争?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像民营企业家冯仑说的那样:“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

就信贷支持而言,民营企业融资难已是多年得不到化解的老问题。以钢铁行业为例,2009年第三季度,国有钢铁企业信贷总量占全行业的32.9%,而民营钢铁企业信贷总量只占全行业的10.25%。相比之下,民企不足国有钢铁企业信贷总量的1/3。目前,国内实际钢产量达6亿吨,民营钢企产量占比超过50%,对照之下,信贷失衡更为严重。

现在,国有企业的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这些钱被国有企业拿在手里,却没有正当的途径可以“花出去”,于是,炒房、炒股就成了很多企业的选择,也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不谋而合,因此国企地王接二连三出现,房价一涨再涨。这种“资本资产化”的过程,使得国企手中的财富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社会资源的配置受到了严重的扭曲。

就收入分配而言,国有企业垄断的存在,已经成了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源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就国企内部而言,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的26%,最低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149元,仅占工资总额0.6%,优劣之间差距300倍。另有学者的研究指出,由于体制改革不彻底所形成的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其贡献率合计占行业收入差距的65%以上。

三、国企人力资源的垄断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培育的企业家,而是通过行政体制任命的“官员”,任命是行政化,而薪酬则是市场化,既是“高官”,也是“高管”。作为企业管理者,薪酬的市场化无可厚非,但是职务的行政化任命,则让国有企业借此占领了许多“政策高地”,使得国有企业拿资金、批项目都相对容易得多。而国企管理者凭借行政地位所积累的丰厚的人脉资源,让国有企业“上可通天”,甚至能够在国家各种利好政策正式出台之前便能捷足先登。从一定意义上说,国企高管的行政权力,是国有企业行政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来源。这种行政权力与企业资源之间的互通循环,也为贪腐提供了温床。

“高管”和“高官”们又常常是“国有制”的代言人或干脆是变相的所有者,其垄断地位牢不可破。而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相比,“草根”阶层的民营企业家显然是处于“体制外”的,而在目前的体制下,企业经营所需要的很多资源,都是必须凭借行政力量来获取的。这样一来,民营企业就处于先天的劣势地位。正是为了方便地获取行政资源,很多民营企业才敢于铤而走险进行权钱勾结、官商勾结,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资源。

从企业内部来说,由上级任命的经营者,作为董事可以不对股东大会负责,作为经理可以不对董事负责,这必然破坏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对于那些处于行政序列中的国企高管而言,“官本位”以及职务晋升的激励,往往要大于薪酬激励和其他激励。为了自身的职业生涯,国企高管在进行公司的战略决策时,必然会考虑自身利益,甚至在内部各方面联手谋取各自的利益。这种独立于股东或投资人的管理者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大痼疾,严重影响了国企效率的发挥。

四、“玻璃门”难以消除

关于“玻璃门”的问题,应该说是老生常谈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玻璃门”呢?从表面上看,它是关于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限制——一些“非禁即入”的行业,看似对民营企业敞开着,民营企业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进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行业垄断造成的障碍,某些行业以本行业情况特殊、“关乎国计民生”或者“涉及国家机密”为借口,阻挠民间资本的进入,以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二是地方封锁的影响,“或者是担心地方企业受影响,从而影响地方GDP的增长;或者是担心外来的非公经济占领本地市场,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和就业,从而导致非公经济难以进入地方的某些行业。”而玻璃门造成的后果,一是某些行业的垄断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和限制竞争,从而影响了行业效率的发挥;二是大批的民间资本只能在一些低端行业进行微利化的竞争,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也就影响了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实际上,看得见的障碍是容易突破的,即使是各个行业设置的注册资本、生产规模、生产资质、审批程序等方面的门槛,只要有关部门狠下决心,是能够解决的。但是真正难以触及的,是“玻璃门”之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以及以所有制性质判断企业优劣的思维定势。垄断利益集团已经成了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的障碍,而要破解这些利益集团的垄断,除了立法和深化体制改革外,又必须依赖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真正用市场机制来决定企业的成与败、衰落与繁荣。

五、民企“傍”国企

2009年,发生了一系列民营企业戴“红帽子”的事件,如中粮集团和厚朴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入股蒙牛乳业,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半年亏损1285亿元的国企山东钢铁公司,逆向收购日均销售收入高达3000万元、半年盈利18个亿的日照钢铁公司;在山西,闹得沸沸扬扬的国企“收编”私有小煤矿的案例,也引发了无数争议。

此外,更有无数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来“傍国企”,重新戴上“红帽子”。国企手中有资金、有项目,市场运营的风险也要小得多,民企当然愿意和国企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是不平等的,即使只能作为供货商在产业链的下游赚取微薄的利润,对民企而言也比在金融危机中白白送死要好。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傍国企”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也不失为一种缓冲之计。更何况,央企拥有国际一流的设备工艺,也拥有高水平的管理手段和人力资源,对民企的长远发展,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民企纷纷“傍国企”的现象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现象的背后埋藏着深深的隐患。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遭遇了挫折,最为明显的是政府更加青睐国企,“对接央企”成了许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必然遭到挤压,也势必影响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其次,很多民企和国企的所谓“战略合作”,遵循的并不是市场的逻辑,以弱并强、以大欺小、行政手段横加干涉的例子,数不胜数。

最后,即使民营企业能够依靠国企和政府力量的“荫蔽”暂时渡过难关,但日后的产权纠纷、利益分配模式的摩擦甚至政企不分的老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企继续发展的拖累。更为严重的是,这大大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六、“救市”还是“扰市”?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图景里,是希望借助国有企业及其所在的“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的投资,来激活民间资本的力量,重新焕发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结果是,民间投资的热情不升反降,市场化进程的步伐不进反退,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得到了保持,也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同样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法国反垄断机构于2009年7月宣布,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法国电信在海外省滥用垄断地位,迫使新的电信运营商难以达到与其竞争的规模,因此将被处以2760万欧元的罚款。据统计,法国电信迄今为止已经受到11次反垄断调查,累计被罚金额高达5亿欧元。越是在经济动荡的时期,越需要对垄断造成的影响进行缓冲,以维护众多中小经营者的地位,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市场真正的基础。

新“36条”的颁布,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政策的及时调整。我们也不应局限于“国进民退”的表面文章,而要看到民企发展的真正障碍所在、市场化改革的艰难所在,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救市”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

注释:

①《赵启正:数据说明“国进民未退”》,载《北京晨报》,2010年3月3日。

②李晓辉:《民营钢企前三季获信贷不及国企1/3》,载《东方早报》,2009年12月8日。

③《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可能已达10倍》,载《新华日报》,2009年5月19日。

④芦龙军:《法国电信遭2760万欧元反垄断罚款》,载新华网,2009年7月29日。

(编辑:张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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